梁振英：普選會讓窮人主導政治

（法新社香港21日電）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接受外媒採訪說，開放普選會讓香港的眾多窮人主導 政治。在香港官員與占中行動學生領袖舉行關鍵性會 談前，梁振英排除民主改革方案。 梁振英在會談數小時前接受外國媒體訪問說，普選 是不可能的。「華爾街日報」（WSJ）和「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都刊載他的訪問。 他說，如果領導階層的候選人由大眾提名，那麼香 港社會最大部份群眾、也就是窮人，可能主導選舉。 梁振英在訪問中說：「如果完全只是數字遊戲和數 字代表性，那麼顯然地你就要向月收入不到1800美元的 半數香港人傾斜。」 香港若干主要路口3個多星期以來，因要求普選而 發動的大規模集會癱瘓。這是北京當局自1989年天安門 爭取民主示威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官員今天與占中行動代表的對話預定下午6時展開 ，將有電視實況轉播。示威民眾說，將在示威現場架設 大型螢幕。 由於雙方似乎都不願妥協，外界擔憂兩邊無法取得 共識，可能會進一步造成抗議民眾和警察之間的衝突。 （譯者：中央社羅苑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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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梁生：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城市中的最大部分群眾不是窮人？如果事實上所有國家、城市中的最大部分群眾都是窮人，那麼按你的邏輯民主是否應該立即從這個世界消失？

2. 鄧小平說過：“允許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其他人致富”。先不說這個基本政策方向是否完美無缺，但至少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前半段政策向那些最有可能致富的人傾斜，在完成前半段任務之後，政策又開始向其他人（即窮人）傾斜，以完成後半段任務。不知梁生作為中央任命的特區長官是否贊成中央偉大領袖的政治主張？如果贊成，即應該深刻認識到政策不應固定向富人或者窮人傾斜，甚至不應保持固定的平衡狀態（即對富人窮人永遠一視同仁），它的傾斜應該是動態的，因應社會矛盾的變化而變化。社會矛盾與宇宙萬物一樣總是不斷變化，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政治的本質就是通過政策調節社會矛盾令社會生產力得以最大程度發揮。做不到如此效果的政策就必須改變，不明白這些基本道理的人就不配當政治家、領導、長官、領袖。

3. 從最基本的科學角度來解釋“為什麼當貧富懸殊時，政策絕對應該向窮人傾斜？”。我們知道只要物質條件允許，人類就如其它生物一般為繁衍後代而努力。繁衍後代有兩大意義，一是讓物種持續生存，二是豐富物種的基因庫。基因庫是決定物種是否能夠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的唯一因素。人類每生存一天都可能遇到全新的棘手的問題，例如最近的依波拉病毒，如果人類中有聰明的科學家能夠開發出消滅該病毒的藥劑，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就不會因為致命病毒的出現而無法生存下去，而那位聰明的拯救人類的科學家可能是從一個窮人家庭出來的，如果那個窮人家庭一開始就窮到無法生下那個聰明的小孩，或者生下之後無法養大，或者養大之後無法接受教育，試想人類還怎麼應付依波拉病毒？正是那個窮人家庭不至於窮到不生育後代，人類的基因庫裡才有了這位聰明科學家的基因，人類才得以避過一劫，人類這個物種才能繼續生存發展壯大。擁有天賦的基因組合（即一個人類個體）可能來自於富貴家庭也可能來自於窮人家庭，換言之，越多家庭繁衍後代，人類就越有可能出現天才、人才、鬼才，只有各種才的不斷湧現才能使人類世界不斷進步。若以豐富人類基因庫的科學意義來說，讓兩個窮人家庭繁衍其後代要比讓一個富人家庭繁衍後代更有現實意義，更何況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城市中的富人和窮人家庭的比例都遠遠超過1:2. 因此，政策絕對應該向窮人傾斜。要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窮人，並非以財富絕對值衡量，而是以生育後代的物質基礎來衡量，以現今的香港來說，大多數市民完全符合這個窮人的標準，也就是說他們對生育後代有物質上的壓力，這個壓力阻礙了人類基因庫的豐富，進而阻礙了人類的發展，政策有義務通過適當的調整來舒緩這個壓力，這是一切政策、法律、法規所應該保護的唯一事物。

4. 從梁生的發言中可看出他對政治、科學、甚至最基本的邏輯判斷都一竅不通。以上第一點反駁了他的基本邏輯判斷，第二點指出了他對政治本質的不了解，第三點說明了他對人類科學的無知，結論就是梁生失德。什麼是德？就是我們常說的道德。如果一個人的工作、社會地位影響著千千萬萬其他人的生活，那麼他最大的道德就是學習掌握足夠多的知識，以作出明智的決策，相反，不學無術就是最大的失德。